韩毓海:掌上千秋史

“中国的封建”及其历史困境

中国的封建

公元907年,中国历史上最绚烂的世界帝国——唐朝崩溃了。短短53年之后的公元960年,宋朝建立。从那时起到1840年,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。

自东汉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、大姓郡望制度,随着唐的崩溃一同解体了。从制度的顶层设计看,宋代以三司、二府(中书门下和枢密院)代替了唐类似于“门阀贵族与皇权分权”的“三省”制,而实质上,是科举制度造成的官僚士大夫阶级代替贵族阶级,成为国家的治理者。

从基层看,唐的均田、府兵制度也随之瓦解了,而代替它的则是募役、募兵制度。秦、汉、唐以来“兵农合一”的基层组织,从此不复存在;统治基层的,从此成为家族、乡绅和胥吏——乃至毛泽东后来所谓“土豪劣绅”。

在历史的“螺旋式发展”中,中国所特有的“封建制度”由此走向成熟。而历史的“进步”却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。

什么是“中国的封建”呢?

与建立在“上帝赠土”基础上、与“农奴制”相联系的西欧“封建制”不同,中国自汉以来,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就是可以买卖的,土地生产资料的商品化,标志着商品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极大发展与成熟,遂造就以家庭为单位,包纳种植、手工业、商业和信贷的“小生产”——这是“中国的封建”不同于欧洲封建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。

马克思承认:中国的这种小生产,极大地节约了经济成本,增加了经济效率,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,对产生于西欧的“社会化大生产”,造成了持久、顽强而有效的抵抗。

宋代更是“封建时代”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。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第二卷提道:“北宋时,国家税收峰值达到1.6亿贯,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。那个时候,伦敦、巴黎、威尼斯、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,而我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。”

同时,非常重要的差别在于,那个时候的伦敦、巴黎、威尼斯和佛罗伦萨,已经是武装起来的城市,与宋以来领导着中国的文官官僚集团不同,欧洲的城市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武装起来的阶级;从那个时候起,欧洲的社会结构,就是以城市武装资产阶级对抗土地贵族的城堡,进而,便是通过武装城市主导的殖民贸易,去武力剥夺世界——西方资产阶级的兴起,是靠一系列的、旷日持久的暴力革命达成的;比较而言,宋代的城市缺乏暴力革命的基础与手段,那些繁华的城市则是不设防的“清明上河图”,“清明上河图”背后的中国,不过是官商勾结的城市与一盘散沙的农村。

马克思主义认为,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,只能通过“革命”的方式,才能“炸开”旧的生产关系的“外壳”。但那时,世界性的、由资产阶级暴力所推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世界图景,还远远没有展开,而与商品经济联系着的中国小生产,就这样持续地对一切革命的因素加以有效地、持续地抵抗;也就是从那时起,中国逐步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土豪劣绅联合统治的治理体系。随着中国治理体系的衰败和治理能力的下降,中国的经济水平不断下降,直到1840年被西方帝国主义所击溃。

1913年,严复曾经一语中的指出:“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,为善为恶姑且不论,而为宋人所造就,十八九可断言也。”这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、极为透辟的结论。

因此,要了解传统中国何以衰落,现代中国何以兴起,就必须重视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转折作用。

宋之弊政:脱离“富强”,空谈“王道”

魏源有一名言曰:“天下有无王道之富强,而无不富强之王道。”在宋人看来,秦汉唐千年以来之大偏失,就在于不讲王道,而只是追求“富强”,至于纠正之法,本是兼顾“富强”与“王道”之间的平衡。但是,自宋以来的中国,却从此沿着这条“纠偏”的道路顺流而下,终于走向倡言性理、内卷扯皮、“弃富强而不讲”的“不富强之王道”。

宋于唐制,本也有相因与继承之处。其中最为突出者,便是承继唐“永贞革新”以来的改革精神,变唐初的“三省”(中书、门下、尚书,类似“三权分立”)之贵族制度,而为具有经济色彩的“三司”(户部、度支和盐铁)制度,即欲使国之一统与国家能力的增强,建立在对于资源和资本的支配与有效利用之上。

但是,这项关键的现代转变并没有完成,而这就是因为:从经济上说,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的生产力还在发展,它的“潜力”还没有“耗尽”,它依然能够对迈向“社会化大生产”的努力产生“持续性抵抗”;而从政治上说,建立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已经日渐成熟,任何欲求挑战此制度的改革,均违背了宋朝立国的“纲纪”,因此便没有强有力的干部政策支持。

而宋的“纲纪”,也就是“祖宗之法”的核心就在于“制约与平衡”。对于作为治理者的士大夫的要求,并不是立德立功,而是听话、守规矩,乃至于袖手不作为。于是,那个“纲纪”,说白了,就是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开篇阐述的治理之道。司马迁说,治国理政,“与其得小人,不若得愚人”,因为“愚人”固然不能办事,但也不至于生事。

南宋伟大的思想家叶适在《法度总论二》中曾这样沉痛地写道:

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,必有以得之;其失天下也,亦必有以失之。得失不相待而行,是故不矫失以为得。何也?盖必有其真得天下之理,不俟乎矫失而后得之也;矫失以为得,则必丧其得。唐、虞、三代皆有相因之法,而不以桀、纣之坏乱而废禹、汤之治功;汉虽灭秦,亦多因秦旧。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趋于细而法日加密矣;惟其犹有自为国家之意,而不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,矫而反之,遂以为功。

……

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,专务以矫失为得,而真所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。……二百年于此,日极一日,岁极一岁,使天下之人皆以为不知其所终,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?

“专务以矫失为得,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”,“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?”这千古一叹,是对宋王朝的质问,也是对历史的质问。

“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,专以矫失为得”,因为惧“乱”、怕“生事”,以至于把选拔“愚人”当作干部任用标准,而宋朝矫枉过正最终所得到的,必然就是历史的讽刺:“唐之失在于强,宋之失在于弱。”

宋,与其说是一个自觉地否定历史的王朝,不如说它造成了对一切“社会革命”加以有效约束的制度。它使“王道”空谈脱离了“富强”,使“制约与平衡”压制了社会革命的可能性。如果用毛泽东的话来说,就是以“主观主义”的空谈学风,造成了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的作风。

宋朝的立国之本,概而言之,就是“矫唐之往,纠唐之过”。其基本制度设计,便是建立在“矫失以为得”这个“大纲大纪”的基础之上。于是,几乎不可避免的,对于宋朝来说,隋唐光辉灿烂的326年,就只剩下了8年的“安史之乱”;而为三百余年王朝治理者所念念不忘的,也大概只有这样一件事:汲取“安史之乱”深刻的历史教训。

宋的官吏队伍,在规模上远超历代。宋代军队的统领者,不是将,而是官。宋代的官僚制,又是“官吏”二分制:宋代的“官”是读书人,而“吏” 则是基层的豪强。将不识兵,兵不识官;官有名无实,吏有实无名,彼此牵制糊弄——举凡王安石所痛陈的人才之“教、养、取、任”皆不得法,即作为治理者的士大夫阶级的不会干事、不愿干事、不能干事;举凡叶适所揭露的“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”,即官无所作为,吏胡作非为,使社会分裂为两张皮,并使社会乃至军队最终堕入一盘散沙——大宋这些“创制”的起因和用意,究其实质与根源,皆不过在“矫唐之往,纠唐之过”。

与小生产的商品经济相联系,宋代的一统乃是“小一统”,即它统一的不过是五代十国的那个区域,其周边始终有辽、金、西夏、蒙古环伺。故宋代士人的情绪是(内)忧(外)患,其开国基调则在“保守”二字:其所保者,祖宗之家法规矩;其所守者,则为小一统之疆域。

而自宋朝以来的千年以降,中国历代王朝继承宋代这些“制度创制”的最后结果,便是光绪帝在1901年的《变法上谕》中迟到的觉悟:“我中国之弱,在于习气太深,文法太密,庸俗之吏太多,豪杰之士太少。文法者,庸人借为藏身之固,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。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,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。误国家者在一私字,困国家者在一利字。”

中国历代王朝继承宋代这些“制度创制”的最后结果,便是鸦片战争的落后挨打,便是中华民族的积贫积弱。

日本京都史学派曾经提出——“唐宋之变”是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。但我以为,那也是中国走向积贫积弱、走向落后挨打、窝里斗式“内卷”的开端。由于领导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级堕入了主观主义、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的陷阱,社会革命、制度变革的可能性被压制了——就是从那时起,历史变成了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变革无关的“改朝换代”,而“改朝换代”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“运气”。

王夫之《宋论》开篇即指出:“帝王之受命,其上以德,商、周是已;其次以功,汉、唐是已。诗曰:‘鉴观四方,求民之莫。’德足以绥万邦,功足以戡大乱,皆莫民者也。”而宋之大弊则在于:其以弱势取天下,上位全凭运气和偶然——乃至“窝里斗”,“以德之无积也如彼,而功之仅成也如此”。于是,“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,无他,忌大臣之持权,而颠倒在握,行不测之威福,以图固天位耳。”

王夫之深刻地指出:宋之弊政,乃中华民族近千年之积弊;宋之亡,乃中华民族走向危亡之预示和先兆;宋之软弱无能,代表着三代与汉、唐传统之中断。宋之危亡,乃天下之危亡:

汉、唐之亡,皆自亡也。宋亡,则举黄帝、尧、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。是岂徒徽、钦以降之多败德,蔡、秦、贾、史之挟奸私,遂至于斯哉?其所繇来者渐矣。

大翻盘

为什么有宋千年以降,中国的改革总是不能成功,而最终逼出了近代以来波澜壮阔、天翻地覆的大革命?

这里的一个简单原因就在于:与地主制度相联系的小生产的“韧性”和“惰性”,以及与官僚制度相联系的制度的僵化。

宋代以来作为治理者的官僚士大夫阶级倡言“立德”,但总起来说,他们对于经济问题和推动大规模经济变革缺乏兴趣,无人敢于“立功”,甚至无人敢于说真话。所剩绝大多数,无非就是沿着既成的规则,内卷扯皮、奴颜婢膝、吹牛拍马、想方设法往上爬——而这就是叶适所谓:“士大夫之职业,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,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。”而随着士大夫阶级从根本上的腐败,中国这种扭曲的治理体系造成的只能是治理能力的崩溃。

反思“中国封建”的历史,邓小平同志曾经这样极为深刻地指出:如果说到腐败,小生产的惰性、韧性,主观主义、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的“条条框框”——这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腐败。

当然,千年历史,并不是没有先觉者挺身而出,力图制止这种顺流而下;也并不是没有勇敢者面对顺流而下的“大势”,运筹帷幄,力图翻盘。前有王安石、叶适上下呼号,中有王阳明横空出世、异军突起,直到《南京条约》签订之日,魏源尚在奋笔疾书《圣武记》。

这些逆流而上、力求翻盘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,但所谓鞠躬尽瘁、前赴后继者,正构成了千年以降,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星星之火。

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。

魏源指出:所谓“王道”者无他,就是指国家富强、百姓安康、制度完善这三者的统一。离开了这三者的统一,也就谈不上什么“王道大一统”。他说: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,无不富强之王道。

使其口心性,躬礼仪,动言万物一体,而民瘼之不求,吏治之不习,国计边防之不问,一旦与人家国,上不足以制国用,外不足以靖疆域,下不足以苏民困,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,至此无一事可以效之民物,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!

外靖疆域,下苏民困,上制国用——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、制度完善——这就是中国之“王道”。反过来说,倘若国家积弱,人民积贫,制度腐败,即使口中念诵一万遍王道,即使圣贤语录不离口,其所证明者,那便是对于中华文明的真髓——“王道大一统”的背离;其所证明者,无非就是王道的失落。

而在毛泽东看来,中国革命的目标,也就在此处。

1925年,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在《政治周报发刊理由》中这样写道:“为什么要革命?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,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,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。”

离开了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——离开了为中华谋复兴,为人民谋幸福,那也就离开了王道。

“大历史”视野里的党、军队和人民

全新起点: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

1918年4月14日,毛泽东、蔡和森等14人创立新民学会,并提出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作为学会宗旨。这个宗旨本身,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出发点,一个真正的起点。

这个起点预示、包纳着三个方面:一、沿着“小生产”的商品经济道路,中国不可能走向社会化大生产,同理,通过中国封建道路的“改良”,中国也不可能走向现代化;二、西方的资本主义绝不是出路,因为帝国主义就是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;三、既要反对“中国的封建”,同时也要反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——帝国主义。

简而言之,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、蔡和森看来,“中国的封建”与“西方的资本主义”都不是出路。

这就是24岁的毛泽东所说的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。

今天看来,许多“毛泽东的反对者们”的悲哀在于——他们并没有达到毛泽东24岁时所站立的那个“起点”。首先,他们的“反封建”是不彻底的,因为在他们那里,中国的“封建”并不是西方的“封建”,中国的小生产中包含着商品经济因素,因此,不必采取“革命”的方式,而通过如日本“明治维新”的改良方式,中国就可以走向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。

“唐宋之变”论的实质就在于此,他们认为:西方、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功,主要在于两点:一、经济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化;二、政治的理性化。当然,所谓“唐宋之变”论对于宋代制度的肯定,依据的就是这两个标准。

这样的论断不能回答:一、宋代开启的“近代化”之路为什么没有持续、没有走通;二、它没有进一步思考——由西方开启、日本接力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,是否可以持续、是否可以走通。

同时,在这些人看来,中国“反封建”的前途,也就是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。

而在毛泽东看来,即使孙中山的革命,也绝不是照搬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,而中国革命的前途,也不是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。

早在1925年冬,经过了半年多沉潜,毛泽东在《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》一文里指出,中国的革命与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,后者是一个阶级——资产阶级的革命,这种革命,简而言之是“发财的革命”。“发财的革命”之结果,就是资产阶级在掌握了国家之后,运用国家的力量,对内压迫劳动者,对外剥夺世界——这就是帝国主义。

于是,中国革命有两个前途:一个是推翻了封建主义、得到了资本主义,推翻了小生产、建立了大生产,然后,就像帝国主义那样去剥夺世界,就像资产阶级那样剥夺中国劳动者;而中国革命还有另一个前途,那就是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,是全世界受苦人的革命。中国共产党要进行的,是人民的革命,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,是“救苦的革命”,而不是“发财的革命”——这个革命的前途,就是社会主义。

1943年8月8日,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二部发表讲话指出:我们要进行两场革命,一场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,人民大众的,反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的革命,这场革命,基本上是不触及私有制的革命;而我们还要进行更伟大的革命,那就是把土地、资源、资本、政权尽可能地集中在人民手中的革命,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。只有通过这样的革命,我们才能真正依赖最广大的劳动者,建立社会化大生产,使中国的生产力空前地发展起来,使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,并享受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成果。

如果只进行第一种革命,那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,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: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则更漫长。因此,我们决不能停下来,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。

也就是在那一天,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王稼祥的文章《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道路》,正式提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,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。

毛泽东始终认为: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过程中,具有漫长传统的封建势力,有着长期执政经验的资产阶级——这两个反动势力,总是会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,以对抗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,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是如此,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是如此,在社会主义时代,同样还是如此。他说过: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腐败思想,将渗入战斗的共产党。

伟大斗争须有革命的政党、人民的军队

从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的伟大起点出发,毛泽东的又一个伟大创举就在于,他第一个揭示出:在人类现代进程中,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,不仅存在矛盾与对立,更存在着“对立的统一”,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,会结合、转化为新的形式。

这个新的形式首先表现为僵化的官僚制——无论宋以来确立的士大夫政治,还是西方、日本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,其实质与其说是“政治的理性化”,还不如说是“政治的官僚化”。

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封建主义的历史痼疾——主观主义、官僚主义、宗派主义和八股作风。同时,他更为深刻地指出:这种痼疾,同样地存在于五四新文化之中,存在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作风之中,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和“布尔什维克”之中。

其次,毛泽东、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蔡和森在中国首倡社会主义时就提出——当前世界的“大趋势”,乃是资本的高度集中化。西方现代化发展已经证明——所谓商品经济,最终为资本垄断所代替,西方那些所谓“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”,最终发展为“垄断资本主义”——帝国主义列强。这样的现代国家,这样的现代方案,不但不代表其国内人民的利益,更在残酷地压制和掠夺世界。

因此,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,始终必须与世界上的一切“官僚党”“发财党”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。

要进行这种史无前例的伟大斗争,就必须有革命的政党,就必须有人民的军队。

在古田会议上,毛泽东提出:中国工农红军是实现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。

毛泽东指出:我们之所以要把党的小组建在班上,之所以要在红四军建立“宣传队”“宣传股”“士兵俱乐部”,就是为了使每一个战士都明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,就是为了使红军变成学习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大学校——以此彻底改变旧军队和西方军队中盛行的扎堆打牌喝酒、帮派倾轧的恶习。

通过“在政治上建军”,毛泽东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,他使战士来自人民、信仰人民,他使战士懂得什么是政治,什么是马克思主义,什么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,什么是阶级斗争的规律——他使人民军队成为一所大学校,他使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实现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革命武装。

建立革命的政党、建立人民的军队,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人民团结起来、组织起来,而这种组织工作是具体的,不是抽象的,是艰苦细致的,而不是空洞的——“人民”不是停留在嘴上的标语和口号。

而无论中国传统的“以民为本”还是西方的“人民主权”,这里的“人民”,都是抽象的产物。

毛泽东说,矛盾是普遍的,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。同时,世界上也不是只有马克思所说的两大阶级(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)以及两大阶级的矛盾,中国社会存在“各阶级”,而不是只有两个阶级、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;而矛盾又是特殊的,因此,如果不能把作为“人民的各阶级”联合起来,所谓“人民”就是完全空洞的,如果做不到这一点,则矛盾丛生的中国,也就只能在内卷中沦为“一盘散沙”。

毛泽东是“拧沙为绳”的人。在他看来,真正的问题,还不在于马克思所提出的政党不能脱离“阶级”,甚至也不在于国家怎样才能不脱离人民,因为真正的困难在于:怎样将中国社会进步的各个阶级,组织为“中国人民”。

在毛泽东看来,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,就是把工人、农民、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,以形成“中国人民”,只有在这个基础上,才能真正建立、缔造我们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

毛泽东的担忧在于——如果工农一旦掌握了枪杆子,他们便像当年的黄克功那样,拔枪对向了小资产阶级,那将会如何?

“黄克功事件”之所以警钟长鸣,是因为通过这样一个案例,我们才会理解毛泽东当年的话:“如果不杀黄克功,就无以教育党、无以教育人民、无以教育红军、无以教育革命。”

但是,如果反过来呢?如果一旦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得意猖狂,他们不但看不起工农,且把劳动人民视为不能与之并立的“下等人”乃至渣滓,进而压迫之、驱使之,那又将怎样?

如果是那样,我们或许总有一天会幡然悔悟,终于理解了毛泽东当年何以如此的激愤。

因为他曾经说过:如果是那样,就是法西斯上台,如果是那样,劳动人民就会再吃二遍苦、再受二茬罪——如果是那样,我和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就白流了——我还活着呢!他们怎么就敢这样!

他说:“我看到中国人民受苦受难,他们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,所以,我依靠群众。”

于是,他以耄耋之身,巍然拍案:你们不跟我走,我就再上井冈山去找红军!

因为如果是那样,五星红旗上的围绕着大星的四颗星(象征着工人、农民、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)之间的团结,就会被分裂所替代;如果是那样,我们这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就不牢稳了——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伟业是否会被动摇,也是晚年的毛泽东最为深刻担忧的。

谁是我们的敌人?谁是我们的朋友?这个问题,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而我们以往的错误,往往在于不能去团结自己的朋友,而去打击真正的敌人。

对于真正的敌人,作为革命的政治家的毛泽东从来没有抱有幻想,更不曾希望敌人的理解、敌人的同情、敌人的原谅,乃至希望敌人会说自己的好话。

他清醒地说:“打得粉碎,那也没有什么要紧,物质不灭,不过粉碎罢了。全世界一百多个党,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,马克思、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,何况我们呢?”

他晚年清醒地说:“矛盾是普遍的,有人的地方,就有矛盾,一万年之后,还是会有矛盾。”

但是,他还更为清醒地指出:“前途是光明的,道路是曲折的——还是这两句老话。”

必须清醒地认识到:中国的“小生产”和封建制度,延续了一千多年,而资产阶级通过革命,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,起码用了五百多年的时间。而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,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经验,这个光辉的历程,至今还不足一百年。因此,我们思考社会主义道路,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,就需要大历史的视野。

中国革命苦难辉煌,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曲折。

知所从来,明所去处

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党,只有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,才能知道该往哪里去。

我想象着,毛泽东向我们走来的形象:

他从鸦片战争苦涩的海水中走来;他从井冈山“三月失败”“八月失败”的痛苦教训中走来;他从湘江战役无数红军战士的血水里走来;他从八角楼、长征路、延安窑洞彻夜不眠的争论中走来;他从九死一生的中国革命中,忧思如海、孤身一人地向我们走来。

他从作为“弱势群体”的劳动群众中走来;他从井冈山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中走来;他从古田建军的号角声中走来;他从洗心革面的延安整风中走来;他中流击水,从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中走来;他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纵深处,神采奕奕地向我们走来。

在这条九死一生的道路上,他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,缔造了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,缔造了如日出东方、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,他更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,缔造了饱经沧桑的毛泽东思想。

我们之所以要到嘉兴南湖去寻找“初心”,要到古田去寻找战斗意志,之所以要纪念长征,之所以要整顿党的作风,之所以要到西柏坡去重温“两个务必”,就是因为那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。

向着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,进行持续的、漫长的、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——毛泽东思想是千年以降,中国改革与革命思想的总结与集大成——这就是我的这本小书的主题。

如果这本书或许还有点价值,那么,其价值大概就在于此。

2015年12月26日,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。那一天,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王惠周同志,陪我去西柏坡还愿——因为这本书的初稿,那时刚刚完成。

当离开西柏坡的时候,下雪了。

仿佛是刹那间——大雪骤降,漫天皆白。

“梅花欢喜漫天雪”,北国的雪,那是毛泽东所喜爱的。

“泪飞顿作倾盆雨”,鲁迅说:“那是死去雨,是雨的精魂。”

时光荏苒,物换星移,七年之后再修订此书,我首先感谢本书的广大读者,感谢支持它出版发行,并把这本书翻译成外语,送给外国朋友。

我只能以拼命的劳动,来报效这种信任与厚爱。

4月21日晚,在开满鲜花的燕园,有一间会议室透出静谧的灯火——那是北大的研究生们在开毛泽东著作阅读会。

“改造中国与世界。”

遥望不灭的灯火,心生感动与欢喜,不知怎的,想起了毛泽东所喜爱的清人严遂成的七律:

英雄立马起沙陀,奈此朱梁跋扈何。只手难扶唐社稷,连城犹拥晋山河。风云帐下奇儿在,鼓角灯前老泪多。萧瑟三垂冈下路,至今人唱《百年歌》。

作者简介:

韩毓海,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,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。主要作品有《五百年来谁著史――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》《一篇读罢头飞雪,重读马克思》《重读毛泽东,从1893到1949》《龙兴》等。作品曾获2018年“中国出版政府奖”,2014年和2018年“中国好书奖”,第八届、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作品奖,2018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,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,上海文学奖等。著作已被翻译为英语、日语、俄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、荷兰语、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。

原文链接:掌上千秋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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